首先是奇偶两画被赋予了阴和阳的含义，卦中用数字九来指示的爻被称为阳，而数字六指示的被称为阴。
如章太炎、熊十力、傅斯年、胡适、冯友兰、郭沫若、侯外庐、钱穆等学者均有相关探索，当代学者如徐中舒、杨向奎、庞朴、崔大华、叶舒宪、陈来、何新、刘忆江、傅剑平等也多有这方面的专论。并由意识而进入无意识，成为某种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即人们常讲的国民性、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等等。
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指导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事务是完全正确的，但作为构建我们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是不够的，她是政治哲学，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整套有关社会道德伦理和人生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这种角度的原儒解决了儒学的来源问题。这些表明，在历代正史中，在历代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儒家与其它诸子同样是处于不同层次和位置的。应该说明的是，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革命性批判和盲目性疑古，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周礼》等先秦文献所载历史事实与思想理论持怀疑态度，这是很可悲的。西方有天主教、基督教，中东有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方有儒学。
六艺即上文之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此自西洋唯物论家视之，当不承认其为同派。
于一真实流之过程中有众相现，谓之器。他批评戴震，不讲本心主宰，就不能去除私欲，欲就不能合理。其执为生生之几者，亦是物也等语。熊十力认为古代的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如此的分类，但实际上也是依此四类去进行研究的，今天研究中国哲学也应该依从这四类分区研究。
超知识的路向之中也有二派：一极端反知的，如此土道家是。如佛家大乘空有两宗都如此。
儒者所谓流行，是生生不息真机，若视此为赖耶染法，而为应断且可断者，则堕断见与空见。若错解时，便将现象本体打成二片，便成死症。从这方面来说，熊十力不仅以中国哲学学者的身份与当时著名的哲学学者如张申府、张东荪等学术交往密切，对张岱年、任继愈影响较大，他有关中国哲学的观念更培养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些后来在海外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偏端的思维就是形而上学割裂事物为两个极端而不能相通的思维。
今吾子更赞扬草木禽兽，何故作此怪迂？ 这里提出自然有三义，第一以无所待而然者，谓之自然，这是宇宙论的说法。庄周逍遥，及其流，则入颓放一路。彼所谓独化，特遮遣造物主耳，非遂谓无体也。他又说： 哲学大别有两个路向：一个是知识的，一个是超知识的。
中国哲学以重体认之故，不事逻辑，其见之著述者亦无系统。乃至非礼勿动，即克去其非礼之私欲，非绝吾心动应万变之欲也。
中国哲学之宇宙论，明辨体用，自伏羲创说，儒道两大学派相继绍述，后之学者无可易已。言体，则斥指此物之体，无所谓彼也。
此等意见，由其根本执着现实界，故有这般推论。这种超知识的哲学才是哲学的正宗。他以王船山为例指出，船山的唯气论是一种唯物论，但涵有泛神论之意义，所以西方哲学不会承认王船山的气学是唯物论。还有一种哲学以超知识为路向，以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为代表（他说的印度哲学主要指佛教）。不仅提出了最高境界，而且达到了最高境界。合内外、内外，假立之名耳。
真理昭昭，庶几白日……以视西学知有用而不知有体，则犹未塞求真之途也。中国哲学界始终无有否认物之存在者，其注重实事之精神，与不迷于宗教之明解实相关。
通于此者，故不执分以失全。在他看来，中国哲学中对于宇宙根源的看法，没有唯心唯物两派主张的斗争冲突。
王一庵不曾分析此心为七个八个也，其所谓意与心之名，乃依义理分剂，而多为之名耳。现象是本体的显现，本体不是现象的原因。
现象与本体，名言自不能不析，而实际则决不可分成二界。第三以纯任天真，谓之自然，这是人生论的说法。（三）在人生论上，大抵以纯任天真谓之自然。器未形时，有将形之可能性在，不得曰先本无是器，但其理固在也。
庄子言治术，本之《春秋》太平义，而亦深合老氏无为之旨，盖主自由，尚平等，任物各自适，而归于无政府。其人知识特别发达，长处在遇事物有精审之识别，短处却在诈伪奸巧滋多，哲人多怀想太古者以此。
但就哲学家用力言，实应依上述四类分别去参究。他认为心是明觉，但人须有内心的修养，这就是躬行实践，有了这种躬行实践，心就能达到明觉澄然。
气体与液体、固体同是物，本无奇特，而初民独把气神化起来。但间存古义，斯足珍贵。
此与野蛮人之天真，奚止天壤之别？故重天真者，不当回向野蛮人之天真。章氏根本迷谬在此，殆无望其能悟，但后生不可为其所惑耳。万变皆即一真，本无实物。因此，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
但其探求本体，则亦以向外找东西的态度去穷索，乃自远于真理而终不悟也。而自中国哲学言之，彼立气为元，不谓之唯物论不得也。
在1950年代左的教条主义笼罩一切哲学研究的情势下，他对当时流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提出直接的意见，这些意见虽然没有见诸报刊（也不可能见诸报刊），但通过自印著作，尤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界领导者郭沫若直陈己见，是非常难得的。问者以为老子守玄抱一，庄子齐物放逸，二者不同。
粗略而谈，则中国人确不曾以解剖术去劈裂宇宙，不好为一往之论。动而无非礼焉，欲即理也。
